进入专题： 应受行政处罚行为 有责性 主观过错 意志自由 。

前述一些分析，在相当程度上揭示了既然知情同意已经转化为一种以信赖为核心内涵的授权机制，那么反过来，此种授权就应具有真正的信赖、信任与信用的内核。田野：《大数据时代知情同意原则的困境与出路——以生物资料库的个人信息保护为例》，《法制与社会发展》2018年第6期等。

[17]又如同贝克所言，我们所经验到的风险假设了一种有关安全感丧失和信任崩溃的一般化的视角。[2]See Peter McCormick, Social Contract: Interpretation and Misinterpretation,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9, No.1, 1976, p.63.转引自[美]艾瑞克·托马斯·韦伯，毛兴贵译：《新旧社会契约论》，《国外理论动态》2012年第5期。万方：《隐私政策中的告知同意原则及其异化》，《法律科学》2019年第2期。[13]参见相关学者在2019年4月9日用户个人信息保护与数据合规研讨会上的发言，http: ∥www.sohu.com/a/308077429_10021562，最后访问时间：2019年6月26日。[19][美]马克·格兰诺维特著，王水雄、罗家德译：《社会与经济：信任、权力与制度》，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版，第130页。

三、知情同意之信用场域 倘若知情同意被视为一个技术规则，而其授权同意的内容又往往超过自身认知，同时也不符合数据利用的客观规律之时，这一规则必然会受到质疑，因为制度之间存在的冲突和矛盾可能完全无法化解。而确定的则是个体信息可能会处于不确定的风险之中。即便行政机关与企业没有达成和解协议，合规计划的建立也可以成为行政机关对企业减轻、免除民事罚款或者作出其他宽大处罚的重要依据。

作为回报，中国证监会终止对申请人有关行为的调查和审理程序。2019年4月，中国证监会与高盛（亚洲）有限责任公司、北京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等9名申请人达成行政和解，这是2015年中国证监会试点行政和解制度以来的首个行政和解案例。六是环境保护署（EPA）。所谓行政执法和解，是指中国证监会在对行政相对人涉嫌违反证券期货法律、行政法规和相关监管规定行为进行执法调查过程中，根据行政相对人的申请，与其就改正涉嫌违法行为，消除涉嫌违法行为不良后果，交纳行政和解金补偿投资者损失等进行协商达成和解协议，并据此终止调查执法程序的行为。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和解试点实施办法，除了一些弹性十足的模糊条件以外，可操作的适用条件是案件在事实认定或法律适用上等属于疑难案件，行政相对人愿意交纳高额行政和解金。在美国行政机关的执法实践中，企业建立合规计划究竟能发挥怎样的激励作用呢？通常说来，企业一旦建立良好的合规计划，会获得更多机会与行政机关达成行政和解协议。

西方国家为督促和吸引企业建立合规管理体系，通过对那些实施有效合规计划的企业给予宽大的行政处理，来推行一种针对合规的行政监管激励机制。从上述两起行政和解案件的情况来看，中国证监会在证券监管领域进行行政和解的试点工作，并对涉嫌行政违法的企业提出纠正违法行为、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后果的方案，作为与其达成行政和解的前提条件，这的确将企业合规引入了行政和解过程之中。不仅如此，英美国家在行政和解协议中会与企业签订专门的合规条款或合规文本，对企业建立怎样的合规管理机制提出非常明确的要求[9] 在这个意义上理解府院互动，首先应当排除三权鼎立的前见，因而府院互动不宜被泛化理解为不仅意味着相互配合而且意味着相互制约或不仅意味着相互支持而且意味着相互监督。

文章来源：《法学研究》2020年第3期。[62]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提升依法行政能力固然需要外力支援，但主要还是靠自身努力，特别要靠法治政府纲要提出的通过积极参加法治实践去提升。[27] 参见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全省法院行政案件司法审查白皮书（2017年）》，载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编：《行政执法与行政审判》总第73集，中国法制出版社2018年版，第200页。法治促进型府院互动方式的法律依据一直匮乏，目前主要散见于一些司法文件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中，有的工作机制尚处探索阶段。

从近五年司法统计数据来看，行政诉讼法立案登记制的红利并未明显显现。作为公权力运作系统之外的社会生活的法治化，法治社会能够将法治国家和法治政府建设成果融入社会生活之中，使法治成为一种可察、可感、可知的社会生活样态和社会治理状态。

[42] 参见叶俊荣：《行政法案例分析与研究方法》，三民书局1999年版，第9页。[52]坚持以审判为中心是司法权向判断权和中央事权属性的回归，体现出对司法规律的尊重，应当同样落实到行政诉讼制度改革之中。

[33]鉴于行政诉讼法已明确规定部分行政案件可以适用调解，全社会对于法院以府院互动方式促成双方当事人自愿和解的做法应当给予理解和尊重。我们所追求的目标应当是法治而不是律制，是纠纷的实质性解决而不是程序性结案。[14]江苏省海安县自2004年始全面推行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海安样本成为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行政法发展的大事之一。受管辖制度改革等因素影响，行政案件协调化解率有明显回落。根据中办、国办2019年4月印发的《法治政府建设与责任落实督察工作规定》第24条，各类法治政府建设年度报告必须在每年4月1日前通过报刊、网站等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开，接受人民群众监督。最高人民法院在黄绍花诉辉县市政府提高抚恤金标准案裁定书中，[56]就案件涉及的政策性问题难以审查进行充分说理，通过对案外协调和司法建议发送情况的记载，表达了对再审申请人实际利益的关切。

人民法院府院互动活动对救济实效的坚守，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诉权保障理念，彰显了有案必立、有诉必理的司法政策目标。[72] 何海波：《行政诉讼法》，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508页。

[49] 参见[美]米尔伊安·R.达玛什卡：《司法和国家权力的多种面孔——比较视野中的法律程序》，郑戈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92页以下。[10]府院互动的相对体系化始于2007年，其标志是行政审判意见首次将建立府院互动机制列为加强和改进行政审判工作的任务之一。

二十年来，无论在全国行政审判工作会议还是最高人民法院年度行政审判工作会议上，行政审判司法环境的改善优化营造都曾被作为重要任务提出。[51]法院自身出于摆脱案子收进来却难以下判的尴尬境地的考虑，具有通过府院互动妥善处理个案的内生动力。

要辩证看待司法与政治的关系，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全面提高司法话语权。[2] 参见《李国光副院长在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实施十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载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编：《行政执法与行政审判参考》总第1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6页。对于与行政复议制度存在竞争与合作关系的行政诉讼制度而言，如何在行政争议化解主渠道之外谋求自身发展空间，是其不得不正视的现实问题。[37]人民法院和行政机关依托行政案件审理，通过信息加工整理和沟通交流，能够最大限度弥合分歧、增进和谐，积极回应执政党提出的创新社会治理、建设法治社会的政策主张。

[13] 参见李广宇：《〈关于行政诉讼撤诉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理解与适用》，载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编：《行政执法与行政审判》总第27集，人民法院出版社2008年版，第119页。[57]鉴于司法与行政的角色分工，并考虑法治建设区域差异性、城乡差异性以及行政任务和方式自身差异性，法治促进型府院互动形式应当更为灵活多样。

[17] 参见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优化司法环境，增进良性互动，不断深入推动行政审判白皮书工作》，载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编：《行政执法与行政审判》总第37集，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78页以下。究其原因，妥善化解行政争议和助力法治政府建设成为行政审判工作面临的两大紧迫任务。

中共中央、国务院2015年12月联合印发的《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以下简称法治政府纲要），设定了法治政府总体目标和衡量标准，成为法治政府建设督察和示范创建的直接依据，应当被奉为法治促进型府院互动的行动指南。与海量民事案件和行政执法决定相比，全国一审行政案件数量依旧稀少，井喷式增长局面在相当长时间内恐难以实现。

在外部司法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司法地位相对弱小的社会转型时期，法院通过与行政机关的沟通、配合与协调，具有司法的自我限缩和自我保护功效，但长期沉湎于此，也易导致司法的中立、消极、自治如梦幻泡影。[31]司法高层对行政诉讼非正常撤诉现象、两高四低现象其实也早有关注，[32]甚至通过部署集中治理行政案件申诉上访专项活动予以纠偏。[41]人民法院主动向党委汇报情况，主动向人大报告行政审判工作，能够寻找到政治体制支持。就协调化解机制而言，目前相关规范性文件大多出自各地高级人民法院，缺乏应有的权威性和统一性。

2014年修改的行政诉讼法，在总则部分明确规定出庭应诉制度，增加了司法建议类型，使得这两项制度的推行更为有力。合法性底线论和行政过程论观念引领下的法治促进型府院互动，旨在实现政策实施的司法目标。

行政诉讼败诉率、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率，被纳入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办公室印发的《关于开展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创建活动的意见》附件市县法治政府建设示范指标体系之中。[20] 参见信春鹰：《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载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行政法室编：《行政诉讼法立法背景与观点全集》，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4页以下。

[73] 耿宝建：《行政纠纷解决的路径选择》，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30页。行政诉讼法在2014年的修改，起步于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全面深化改革部署之际，完成于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全面依法治国部署之后，承载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使命。